“中国要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比政治民主化更为迫切。”试评价上述观点。
中国要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拉动内需，实现产业结构重组升级，创建节约型、环保型经济模式，并调整其利益分配方式，使广大群众能从国民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而扩大国内消费，促成良性循环。而要实现政治民主化，中国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司法公正独立，并注重建设制度化的群众表达利益诉求、寻求权利救济与维权的通畅渠道。从目前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隐患看，我认为实现政治民主化比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更能有效地维稳，更为迫切。
实现政治民主化可从根本上缓解民族矛盾，平息民族动乱。2008年3月的西藏打砸抢烧事件与2009年7月的新疆暴动是近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危害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经济发展。两起动乱的根源均在于藏族、维吾尔族与汉族没有融合，藏、维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下受到干涉、失去信仰自由，以及少数民族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因素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竞争力弱于汉族而没能实际实现政治自治与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固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可逐渐解决藏、维两族与汉族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让少数民族富裕起来，改善生活，从而能够安居乐业，不必走上暴力抗争之路。但是，民族暴动并不仅是经济利益诉求那么简单，新疆、西藏事件的煽动者更期望借重中国的落后政治制度、缺乏民主自由、对宗教活动的约束限制等缺陷来唆使民众，达到分裂中国领土、独立两地的目的。中国被揪住的这一大把柄，是无法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彻底解决的，必须加紧实现政治民主化，让藏、疆两地人民能够自由、合法地表达民意与利益诉求，在稳定的社会生活中走向富裕之路。
实现政治民主化还能减少甚至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缓解官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前些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乃大规模官民正面冲突的典例，而杨佳刺警、邓玉娇案则深刻揭示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政府公信力已大为下降的今天，再高的经济增长也换不回中共当权的执政合法性，老百姓更重视的是公务员腐败与权力滥用问题是否得到改善。当群众已不得不诉诸暴力、聚众示威表达利益诉求与不满，中国的社会稳定堪虞。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需要通过政治民主化来满足，迫在眉睫。
尽管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由之引发的社会病态现象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但发展经济很难在短期内改善此现象。最近的富士康员工跳楼案件与接二连三的本田、丰田汽配厂工人罢工案均体现中国经济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事实，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引发的血案与抗争，以及早前各地的男子持刀屠童案均表明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保障，他们对社会的怨恨与不满没有宣泄的有效渠道。诚然，乐观看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许能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让社会基层与中产阶级的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涨，合理赔偿与安置拆迁户，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这样能够减少威胁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可是，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均衡利益分配，也许更为可行的是着手实现政治民主化，让现在对百姓苦难视而不见的政府长出以人为本的眼睛与耳朵，然后根据民意的指示走向共同富裕。
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乃稳定的社会，完善的法治制度，合理高效的产业结构及内需与进出口贸易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化可促进这些前提条件的成熟。当然，推动政治民主化并不需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二者在本质上并不冲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制度改革就开始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速度，如今政治改革步伐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危害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意识到这两者的差距，然后加大马力让政治改革进程快马加鞭赶上来，最终实现政治与经济现代化，让二者并驾齐驱。中国政府喊了这么久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口号，现在是时候行动了。
实现政治民主化可从根本上缓解民族矛盾，平息民族动乱。2008年3月的西藏打砸抢烧事件与2009年7月的新疆暴动是近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危害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经济发展。两起动乱的根源均在于藏族、维吾尔族与汉族没有融合，藏、维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下受到干涉、失去信仰自由，以及少数民族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因素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竞争力弱于汉族而没能实际实现政治自治与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固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可逐渐解决藏、维两族与汉族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让少数民族富裕起来，改善生活，从而能够安居乐业，不必走上暴力抗争之路。但是，民族暴动并不仅是经济利益诉求那么简单，新疆、西藏事件的煽动者更期望借重中国的落后政治制度、缺乏民主自由、对宗教活动的约束限制等缺陷来唆使民众，达到分裂中国领土、独立两地的目的。中国被揪住的这一大把柄，是无法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彻底解决的，必须加紧实现政治民主化，让藏、疆两地人民能够自由、合法地表达民意与利益诉求，在稳定的社会生活中走向富裕之路。
实现政治民主化还能减少甚至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缓解官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前些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乃大规模官民正面冲突的典例，而杨佳刺警、邓玉娇案则深刻揭示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政府公信力已大为下降的今天，再高的经济增长也换不回中共当权的执政合法性，老百姓更重视的是公务员腐败与权力滥用问题是否得到改善。当群众已不得不诉诸暴力、聚众示威表达利益诉求与不满，中国的社会稳定堪虞。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需要通过政治民主化来满足，迫在眉睫。
尽管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由之引发的社会病态现象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但发展经济很难在短期内改善此现象。最近的富士康员工跳楼案件与接二连三的本田、丰田汽配厂工人罢工案均体现中国经济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事实，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引发的血案与抗争，以及早前各地的男子持刀屠童案均表明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保障，他们对社会的怨恨与不满没有宣泄的有效渠道。诚然，乐观看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许能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让社会基层与中产阶级的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涨，合理赔偿与安置拆迁户，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这样能够减少威胁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可是，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均衡利益分配，也许更为可行的是着手实现政治民主化，让现在对百姓苦难视而不见的政府长出以人为本的眼睛与耳朵，然后根据民意的指示走向共同富裕。
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乃稳定的社会，完善的法治制度，合理高效的产业结构及内需与进出口贸易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化可促进这些前提条件的成熟。当然，推动政治民主化并不需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二者在本质上并不冲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制度改革就开始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速度，如今政治改革步伐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危害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意识到这两者的差距，然后加大马力让政治改革进程快马加鞭赶上来，最终实现政治与经济现代化，让二者并驾齐驱。中国政府喊了这么久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口号，现在是时候行动了。
城乡分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城乡分割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体系中，明显地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同时并存着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落后的农村农业。城乡现代化进程、基础建设完善程度、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提供以及工作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多方面和户籍相挂钩的歧视性因素折射社会不公正的现实也威胁着中国的长远社会稳定。
首先，城乡分割不利于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自然流动，从而影响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利益驱动，它是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生产力基本要素。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催生了许多歧视性因素，一个人是否拥有当地城市户籍往往决定了他能否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和当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不利于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为地阻隔了城乡之间生产力市场对人力资源的互补需求，并使资本积累成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积累。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城乡分割是不符合经济发展最大利益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长远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次，城乡分割促成的收入差距制约了消费的增长，使得中国经济过于依赖于投资，内需不足。过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供给能力，投资大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却没有足够同步地创造消费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使得以工资为主的劳动成本增长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瓶颈。中国持农业户口的人民仍是大多数，只有改善他们的收入，才能刺激消费，激发中国庞大内需市场的潜能。如此看来，城乡分割是阻碍中国扩大内需的障碍之一。
再者，城乡分割政策不利于建立社会公正，有碍于社会稳定和谐。它使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长期处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底层，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诸多方面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造成中国当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产生。并且，丰厚的户籍红利使得城市居民能继续垄断劳动力的高端市场，并将这种制度性优越感渗透到思想与行为选择之中，以人为的理由反对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甚至影响孩子的思想与行为，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城乡人民的融合。长此以往，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生活，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与怨恨，一旦诉诸暴力，便会危害社会稳定。
当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短期内，城乡分割尚未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脉与社会稳定。毕竟，中国倾向进出口贸易与外资的经济增长虽然不可持续，但几十年来呈上升趋势，短期内仍有一定发展空间，而且中国内地城市发展仍未饱和，即使城乡分割的局势得不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在关系到社会稳定方面，尽管因城乡分割与户籍制度而产生的歧视性因素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但就目前农民工与流动人口群体零散、不团结、不成规模的现状看，短期内在共产党的强权下倒不至于形成能够推翻政权进行革命的力量。而且，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2010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因此，在政府意识到城乡分割的问题严重性并推出相应对策时，城乡分割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影响甚微，而长远看来，若任现状发展下去而当权者无所作为，后果将不堪设想。
首先，城乡分割不利于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自然流动，从而影响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利益驱动，它是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生产力基本要素。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催生了许多歧视性因素，一个人是否拥有当地城市户籍往往决定了他能否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和当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不利于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为地阻隔了城乡之间生产力市场对人力资源的互补需求，并使资本积累成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积累。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城乡分割是不符合经济发展最大利益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长远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次，城乡分割促成的收入差距制约了消费的增长，使得中国经济过于依赖于投资，内需不足。过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供给能力，投资大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却没有足够同步地创造消费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使得以工资为主的劳动成本增长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瓶颈。中国持农业户口的人民仍是大多数，只有改善他们的收入，才能刺激消费，激发中国庞大内需市场的潜能。如此看来，城乡分割是阻碍中国扩大内需的障碍之一。
再者，城乡分割政策不利于建立社会公正，有碍于社会稳定和谐。它使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长期处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底层，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诸多方面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造成中国当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产生。并且，丰厚的户籍红利使得城市居民能继续垄断劳动力的高端市场，并将这种制度性优越感渗透到思想与行为选择之中，以人为的理由反对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甚至影响孩子的思想与行为，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城乡人民的融合。长此以往，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生活，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与怨恨，一旦诉诸暴力，便会危害社会稳定。
当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短期内，城乡分割尚未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脉与社会稳定。毕竟，中国倾向进出口贸易与外资的经济增长虽然不可持续，但几十年来呈上升趋势，短期内仍有一定发展空间，而且中国内地城市发展仍未饱和，即使城乡分割的局势得不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在关系到社会稳定方面，尽管因城乡分割与户籍制度而产生的歧视性因素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但就目前农民工与流动人口群体零散、不团结、不成规模的现状看，短期内在共产党的强权下倒不至于形成能够推翻政权进行革命的力量。而且，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2010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因此，在政府意识到城乡分割的问题严重性并推出相应对策时，城乡分割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影响甚微，而长远看来，若任现状发展下去而当权者无所作为，后果将不堪设想。
